SDG智享会 | 金融创造可持续未来： 双碳目标下的金融变革
导 读
近年来，在国家提出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不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把碳达峰、碳中和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上日程。而实现这些目标的资金从何而来？绿色金融因此成为近年来的热门话题。
本期SDG智享会，我们邀请到社会价值投资联盟主席团主席马蔚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研究与政策中心负责人阚薇澜，社会价值投资联盟SDG智库成员、绿色金融国际高级专家丁宇、世界经济论坛碳中和项目大中华区总负责人朱寿庆、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亚太区可持续与气候变化融资咨询服务负责人何懿伦和世界经济论坛中国转型金融负责人Kai Keller作为主讲嘉宾，分享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历程、现状和未来趋势。同时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亚太区绿色金融创新小组负责人朱韵、瑞银（UBS）董事总经理全球投资银行部亚太区ESG咨询服务主管凃乔彦和成都农商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夏怀刚作为对话嘉宾，在圆桌对话中为大家分享不同行业在绿色金融所做出的努力和突破。
金融创造可持续未来：
双碳目标下的金融变革
马蔚华：绿色金融市场
需要完善机制
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确立了绿色金融的“三大功能”和“五大支柱”，“三大功能”是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市场定价。“五大支柱”是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强化金融机构监管和信息披露，逐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不断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积极拓展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空间。这三大功能、五大支柱可以使我们的绿色金融在现有基础上获得更大的提升，并对实现双碳目标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非常大的贡献。 第一，双碳目标需要巨量的资金支持。金融手段有利于引导低成本的资金进入绿色经济。中国要实现双碳目标，至少需要15万亿元，最多可以达到500万亿元。截至去年年底，绿色信贷在我国绿色金融产品占比超过90%，余额是15.9万亿元，但占现在整个信贷市场的存量不到10%，绿色债券作为第二大规模的绿色金融产品也仅仅是1.73万亿元。这个庞大的资金缺口，靠政府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靠市场化的投融资手段，通过绿色金融相关的政府贴息、优惠利率，还有绿色通道等政策便利，引导和激励更多低成本的社会资金投向绿色产业。
第二，当前最大的风险管理是气候风险管理。2020年4月在《自然》论文的一篇文章讲到,，如果现在失控式的全球变暖持续，到本世纪末，绿地生态圈的38%，海洋生态圈的51%都要出现生物多样性崩溃式的下跌。所以这种情况下，绿色金融工具对管理这个大风险是至关重要的。绿色金融对于整个信贷的风险管理而言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正处于转型阶段，绿色信贷占整体信贷市场余额的10%不到。我们目前还不可能把余额的90%都变成绿色信贷，因为还有钢铁、发电、有色金属等行业，我们不能一天内把它停掉。如何实现稳步转型？这需要我们通过绿色金融来进行风险控制。 第三，绿色金融所发挥的市场定价功能，正是当前碳交易市场建立的基础。我们可以发挥金融市场定价功能，引导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减碳中。现在的碳交易市场仅仅包括发电行业，将来还会扩展到其他各个产业。我们现在有很多企业开始收购碳汇，因为将来我们全方位地实行碳市场交易以后，碳汇指标就可以得到收益，可以解决外部性内部化的问题。 为了实现绿色金融的高质量发展，从而有效支撑双碳目标的达成，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升理念，提升紧迫感，进一步营造绿色金融的生态环境，比如完善法律制度信息交流平台。除此之外，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强化对碳数据的收集、统计、分析和披露，即完善绿色金融评价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需要标准，我们也需要第三方评估，这样才能衡量各个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发展上的差异，从而考核绩效，推动后进追赶先进。评价标准很重要，用于评价的高质量数据也很重要。金融机构需要对高碳资产敞口和资产碳足迹等进行收集和量化，以支撑对环境和气候相关风险的分析。所以完整而一致的高质量数据将统一金融机构的绿色金融披露口径，这其中包括企业碳排放、治理措施和效果，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不同资产之间进行绿色金融的对比。 （二）金融机构需要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评级标准来判断绿色资产对双碳目标的贡献，从而与主营业务高度结合。近年来，政府和央行制定了许多关于绿色金融的政策，其中也提到了现有的标准，也包括一些平台。这些政策和平台是我们现在形成并完善评价标准的重要指南，但是未来的标准既需要政策指导也需要实践，更需要市场主体根据这些政策不断地探索和实践，最终形成一个大家广泛认同，并被主管部门认可的标准。我们正处在标准形成的过程中。 我们目前实施绿色信贷的关键评价只有“符合、 基本符合、较不符合、不适用”四类原则性界定。现在看来缺少细化的，更缺少量化的标准、细则和细化效果。市场上可能存在一些资质较差的企业故意夸大绿色含量，以获取虚高的评级，这叫“漂绿”。此外部分评级机构因为信息获取不充分，标准难以量化，存在多套指标等原因，甚至等到企业爆雷后才对其债券的评级进行调整，跟踪评级所耗费的时间会产生市场信息不对称。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科学的标准和一整套运用数字科技的第三方评估方法。
阚薇澜：绿色金融决策要以人为本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在2020年就已经开始行动。继2020年习近平主席提出著名的双碳目标之后，我们又看到了“1+N”政策体系的推出，提供了一系列详细的指导方针和行动纲领。中国提出双碳目标的承诺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如果我们想将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1.5度以内，这还远远不够。所以是时候提高标准，发起更多雄心勃勃的目标和倡议。 为了填补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金缺口，每年我们需要投入4.2万亿的美元金额，这是非常大的数目，但也不是不可以完成的，这些资金其实只占到全球金融资产的1.1%而已。所以这并不是资源的可用性问题，而是资源的分配性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调整我们资源分配的重心。 比如说在全球范围内，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的净收入预计可能比2021年高出近2万亿美元。这一收入足以支持低碳排放燃料10年内的需求，并以此为基础，在本世纪中实现净零排放。所以对于油气生产国家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可以借此机会对经济结构进行多元化的调整以适应新的全球能源经济环境，所以我们必须要重新去思考我们的投资方式，去重新设计我们的金融体系，以更好地实现金融的目的。同时在面对机会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确保我们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可持续的。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道路上，我们看到全球价值12万亿美元的商业机会正在产生，其中有55%位于亚洲，所以投资可持续发展就是投资增长。 在绿色金融决策方面，首先我们要改变感知风险的方式。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通常要考虑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要有清晰的信号，第二个事情是要填补信息差。在投资可持续发展项目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关注回报风险，但是却容易忽视实际的风险，即大量搁浅的资产依旧投资于惯常的商业模式。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估算，未来将会有4万亿美元的化石燃料和相关基础设施在升温2度的情况下被搁置。一个关键的解决方案是更有效的碳定价机制，这是目前为止可以将投资从棕色引导到绿色的最佳政策工具之一。为了解决工商业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下简称“UNDP”）推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者地图项目，该项目覆盖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国家，帮助投资者更好地去寻找对标可持续目标的投资机会，使这些项目能够产生积极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和财务回报。目前该地图在中国覆盖了四大领域：医疗健康、农业、可再生能源和循环经济。
其次我想要聊一聊金融工具的创新和新的发展路径寻找。2020年可持续债券市场规模相比2019年增长了8倍，这要得益于创新金融工具的出现，其中就包括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和贷款。我们必须要抓住机会，扩大这一创新，将创新变成一个新的常态。2021年，新开发银行在华试点发行了首支可持续发展目标债券。在UNDP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力债券标准和《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的框架下，新开发银行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了50亿元人民币可持续发展目标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中国在新冠疫情后的经济恢复。
第三点，要确保公正转型，推进绿色金融议程。到2050年，全球绿色能源就业岗位可能翻两番，达到4200万个，这些新机会将促进体面工作，并与所有人共享。特别是那些最有可能在这一转型中被抛在后面的人，比如煤矿工人、传统产业工人、依赖重污染行业的社区等等。公司投资人、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都有责任去推动这一进程。
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核心是——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UNDP将秉承以人为本的愿景，继续与各利益相关方开展合作，产出量化报告和信息披露，共同实现中国和全球的绿色和包容转型。
丁宇：各行业可借助
减碳实现产业升级
气温变化不仅会对生物多样性带来严重危害，还对我们带来粮食危机。气候变化会造成海水膨胀，在富饶的冲积平原，一旦海水膨胀漫进来，对一些国家的农业生命会产生非常致命的影响。我们对气候变化影响下全球生物情况进行模拟，在模拟中我们发现玉米、小麦、大豆、大米都会有大量减产，更不用说对生物多样性带来的危害性影响，基于这些数据，我们必须跟所有国家一起面对气候变化。
如果我们把碳价作为一个政策工具的话，将有助于实现减碳目标；但是在减碳中不能够不考虑减贫问题，不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所以我们不可能完全依赖碳价。 银行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是帮助一些存量客户实现工业升级。如果能管理工业与建筑中产生的能耗，使其降低能耗，提升效率，将实现非常高的减排目标，比如工厂的电气化改造。能耗管理是一个具体的影响现金流的工具，减碳不只是为了减碳，减碳是为了实现中国工业升级。我们在思考能否在减碳过程中推动中国的一些已经面临非常大的国际竞争压力的产业进行升级，并试图在纺织工业里探索能否把废弃的塑料瓶或其他塑料循环利用起来，减少环境污染，并且把减少环境污染变成企业的一个新的竞争力。
朱寿庆：绿色产业的需求端和
供应端需要结合
世界经济论坛碳中和项目的工作有两大重点，一个是在供给侧，即再生能源的投资和增长；一个是需求侧，即清洁能源的利用和电网的智能化。我们下一步将进一步推动氢能源的推广，氢能源作为一种清洁二次能源，是解决弃风弃电，解决清洁再生能源浪费的一种储能媒介，拥有非常广阔的前景。例如灰氢，它是通过化石能源来提取的，我们可以用CCUS的办法，进行碳捕集、碳捕捉及封存利用，从而解决污染、减排等问题。
我们的工作范围涉及到不同的领域。在材料领域，我们不仅通过促进中外企业交流合作等方式来推动化工行业新技术的试点和推广，而且积极促进行业生产使用清洁电力，实现电气化，并且在国内外推动低碳减排路径的推广和应用。
而交通领域中，我们所支持的项目包括三大块，一个是陆地运输，包括汽车交通、城市交通和远途运输，除此之外是航空运输、海洋运输。在陆地运输方面，我们通过推广电动车和氢能汽车来实现运输行业的减排；在航空运输方面，我们推动航空汽油的研制工作，通过创新性的商业模式推广好的方案。交通领域的减碳也包括清洁能源的利用，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求端和供应端的对接问题，因为需求跟供应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比如说氢能源，如果没有大量的需求，这个供应端的成本就降不下来，如果没有供应端的成本的降低，需求端也创造不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把需求端和供应端结合到一起来，通过创新性的商业模式，使得这种新能源的生产达到一定规模，通过这种规模增长，来降低成本，这样就能够将一种新的技术、新的产品进行推广了。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整个供应链、价值链和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集体行动。
何懿伦：气候变化带来的
金融风险不可忽视
气候变化对我们产生很多不良影响。对于金融行业来说，气候变化带来两个相关的风险，第一个是物理风险，第二个是转型风险。 比如海平面上升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物理风险，它会给资产负债表带来负面影响。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的预测，如果全球变暖无法得到控制，气温升高5%时，海平面将会上升两米。上海、香港、伦敦和包括大湾区和东京在内的四个主要湾区，都会受到洪涝的严重影响。银行将面临资产大幅贬值和其他不良影响。 接下来是转型风险，很多亚洲的金融机构已经有所体会，比如说政策变动对于一些关键行业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在2017年，我们在山东的客户告诉我们，由于没有满足环保要求，当地政府暂停了两千个生产场地以及600多个中小型化工厂。这也产生了连锁影响，比如说现金流问题和偿付能力问题。这些问题最终也将影响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除了风险，我们也看到了新的机遇。IFC（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国际金融公司）的研究发现21个新兴市场国家排放了新兴市场中89%的温室气体，并将在2030年前需要23万亿美元的气候投资。创造气候友好的经济体非常需要资本参与，同时也需要知识、能力及经验。这也是银行最有潜力的成长机会，能够让银行重新定位自己，扩大市场的影响力，增加自己的盈利能力。如果成功了，那么前景将非常广阔，银行可能会有几万亿美元的新业务以帮助所在国实现气候目标。当然，我们也需要政府加入其中。 过去十余年，IFC见证了很多国内银行采取相应行动并已经收益。自2006年开始，IFC气候变化融资团队与亚洲超过15家金融机构在可持续性绿色金融各领域开展合作，包括建立绿色投贷组合、开展绿色业务的能力建设，以及支持商业银行的绿色转型。在中国，我们的伙伴银行建立了累计超过2000亿美元的绿色信贷组合，是IFC最初支持金额的100倍。这些绿色信贷组合的年温室气体减排量达到了2亿吨，等同于每年关停35座1000兆瓦的燃煤电厂。这也证明了市场机遇能够促进银行在其业务中将绿色金融变为主流。 最后，在银行4.0时代，颠覆性的技术能够改变传统的银行运营方式，改变银行的服务方式以及获得信息的方式。传统银行提供的是同质化的服务，但是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新的时代，最早采取行动发展绿色金融的银行将获得脱颖而出的机会。
Kai Keller：制造业绿色转型
面临金融挑战
对于金融行业来说，转型是很有挑战性的，因为目前我们没有相关的工具，融资模式也比较少。如果想要新的技术，就需要新的融资模式。尤其是对于难减排的行业，想要实现净零目标，我们需要巨大的投资，也需要金融界内部的对话与合作，更需要金融机构、企业和政府机构还有众多专家集合在一起发挥力量。 中国减排面临艰巨的任务。首先，制造业和建筑业是中国GDP的主要贡献者，其次中国环境有一定独特性，这也与中国经济的治理模式相关，在这种治理模式之下，在向净零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需要比其他大多数经济体发挥更大的作用。通往净零的道路上需要巨大的投资和金融创新来支持实质性的技术进步。中国的交通、能源、建筑等行业，都需要我们的持续关注。
绿色投资面临重重困难。目前中国的整体投资缺口还是非常大的，大概有44万亿人民币的绿色融资缺口需要去解决，这样才能实现2060年的净零目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很多资源，但难以发现最好的项目。其次，金融机构有很多的资金，但是缺乏专业知识来找到最有效的金融目标。另外，我们需要更多满足中国独特需求的技术创新，这需要大量的投资和行业相关的知识。并且，想要促进私营企业践行ESG发展，需要更多激励措施。
对于中国来说，金融服务的供需不平衡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对于投资人来说，未经检验的创新技术常常伴随着很大的风险。比如钢铁行业需要进行锅炉改造就需要大量的资金，但电壶炉同时也是高风险技术。如何帮助技术创新融资，如何转变投资人的认识，如何降低其中的投资风险，如何提高技术的价值——这都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除了我刚才举例的钢铁行业，其他的行业，比如建筑行业、交通行业都面临很大的资金需求。能源行业可能面临最大的资金缺口，大概是15万亿元到20万亿元。但是能源行业有很清晰的路径来找到这样的资金，因为我们有非常具有潜力的技术，如风轮涡机、太阳能光伏等，它们已经发展出来。所以在解决融资赤字这个问题上面，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其他技术不太成熟的行业，例如出行、建筑、房地产以及钢铁行业。 除了能源行业和钢铁行业，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也需要找到更多高质量的减碳数据，其中涉及到好几个技术方面。第一个是我们需要对数据做相应的标准设置，这些标准也要符合中国的国情。现在有很多国际的标准，但是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规模，中国市场的特殊性，我们需要有一些专门针对中国的标准。另外，尤其是涉及到碳减排和碳排放，我们还需要评估的政策和工具。中国有一些自己的工具，也有一些为发达国家所用的成熟工具，我们可以把它们结合起来。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解决融资的错配问题。对于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来说，很多的融资方式可能并不适用。其次，还有跨供应链的合作，目前我们在中国看到一些可用的解决方案，有一些海外的金融机构已经提供了相应的融资支持。但是要让它们更多地去对中国的产业转型进行投资的话，需要更多的数据以及更科学的评估，但这一些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做到足够完善。或例如碳排放的计算，可能过去十年用的都是同样的方法，并没有做任何的更新。
圆桌对话
凃乔彦：我们成立了特别的ESG团队，就是希望能够辅助我们的企业客户、金融机构客户，确保它们在ESG转型道路上，能够把公司的战略发展及资本规划进行一个有效的结合。这样客户们跟资本市场有交流、有互动、有交易的时候，才能相辅相成达到最佳的效果。这其中也包含一些更针对性的新型资本工具，比如说这两年开始比较普及的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我们会协助客户去探索一个合适的定价。
当然在新的ESG领域下，一些新的项目投资机会的回报属性也可能和很多投资者过去熟悉的有所不同。对于追求ESG的投资者，我们的ESG相关的AUM（ Asset Under Management，资产管理规模）也很多，这几年也增长很快。我们也通过投资银行的角色去协助进行价格探索，以促进资本未来有效的配置，并驱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地达成。
朱寿庆：去年中国也办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组织的会议，所以生态多样性、生态保护、气候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全球性的重要议题，也是每一家金融机构和企业面临的任务。在这个大的环境之下，一家金融机构必然是要应对这些要求，根据这个要求对自己的战略、文化、人力资源做出调整。
绿色转型既是合规的要求，又是商业机会。之所以有这种监管，就是要把风险消灭在出现之前。防范了风险本身就是机会。刚才丁博士还有其他几位专家也谈到了搁浅资本的问题，如果金融支持高排放的项目，可能就会面临搁浅资本，就会带来坏账。而金融行业跟制造业很不同的一点是，它的风险传播是非常快的，一旦一家金融机构出现问题，很有可能传播到其他金融机构，一个国家出了问题很可能会传播到其他国家，我们从1997年和2008年两场金融危机中能观察到这些规律。所以监管的目的就是防范这些风险。
现在在气候变化这个领域，对于不论是新能源还是刚才我提到的那几个难以减排的行业，最重要的是一家金融机构必须要根据这些不同项目的特点，设计出适合这种项目的金融工具。
丁宇：这是一个跟德国的国际机构合作的方案，希望帮助纺织行业的绿色发展和低碳转型。在苏州的盛泽地区，化纤纺织行业规模达1600亿，纺织材料出口未来将会面临碳关税、绿色认证等挑战，亟需绿色转型。在这个项目中，我们对纺织行业的全流程进行排放检测，并建立可核查模型，并邀请德国的能耗专家、产业专家对生产升级进行评估：更换设备升级工艺可降低多少能耗？需要花费多少成本？会带来多少回报？需要多长的更新周期？再根据评估选择对应的升级模式。在这个实验室中，我们将金融作为产业升级和技术革新的辅助工具，金融从“台前”转向“幕后”，这其实也是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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